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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贝,我们送你回家
发布日期:2009-12-05 信息来源: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

     “夜深了/宝贝你怕不怕黑/天冷了/宝贝你在哪里睡/你的脸上是否挂着无助的泪/没有你/我的心已碎……”这是多位网络原创音乐人精心制作的歌曲《别让妈妈的世界泪雨飞》。
     如何帮助走失、被拐、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,帮助因各种原因流浪、乞讨、卖艺的儿童回归正常生活?志愿者们在行动……

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民革党员、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创办者秦艳友与著名演员、爱心大使濮存昕在一起

     晚上10点,牛街的行人渐渐稀少,路中央骨瘦如柴的残疾少年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。他的胸前挂着布袋,布袋里凌乱地堆着些毛票。有人经过他,少年的眼珠子转了一转:“好人一生平安,可怜可怜我吧!”来者扔下一些零钱,叹息而去,少年又恢复呆滞。
     这天上午,一米阳光在网上看到帖子“牛街每天有人放下铁笼子,放出一个残疾孩子乞讨,晚上再用铁笼子装走”,一想到铁笼子,她心中一紧,马上到“宝贝回家”寻子网站上征集志愿者同去。
     很快,就有了响应者。她和瓷娃娃先出发,随后,又有三四个志愿者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来到牛街。他们有的和乞讨少年攀谈,有的站在街对面的邮局观察周围的动向,有的则装作无意,向街角小卖部的老板打听关于这少年的各种信息。
     直到晚上8点,乞讨少年的身边出现三个可疑的人: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男子走在前面,他拿着卖唱用的音箱;一个戴着墨镜的盲人紧随其后;走在最后的是一位五十多岁、穿着时尚的城里女人。他们三人彼此不交谈,似乎不认识,但路过乞讨少年时,他们同时停下了脚步。女人突然弯腰,把少年胸前布袋里的钱极迅速地倒在随身背的大包里,随即旁若无人地直起身,三人一起离开了。
     志愿者立即报警,刑警队的同志说:“我们马上来。”
     两个小时过去了,有的志愿者已经撤退,只剩下一米阳光和另一个同伴。她们从中午开始已蹲守了近十个小时,还没见到乞讨少年幕后指使人的出现。
     这时,牛街突然来了两辆车。车门打开,五六个壮汉从车里出来,他们分散到牛街的各个角落,四处看看,其中有人掏出DV开始拍摄。一米阳光和同伴怀疑这几个人便是幕后指使者,而自己一旦被发现,就会有危险。
     夜已深,一米阳光和同伴闪进一旁的大中电器,又一次拨通了刑警队的电话。
     刑警队的回答是:“别怕,那是我们的便衣。”一米阳光和同伴松了口气。
     可就在这一分神的瞬间,乞讨少年消失了!不远处有辆摩托车,摩托车后座上恰是铁笼子。“不好!”一米阳光反应过来,“有人把小孩接走了!”
     便衣们迅速集结,车紧追着摩托车消失的方向……
     第二天早上,一米阳光在“宝贝回家”上发帖汇报昨天行动的结果:“警察跟踪到乞讨少年的屋子……经查实是一对夫妻操纵两个孩子乞讨,他们均被带回了派出所。”
     论坛里一片欢呼。
     这是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在2009年5月一次极平常的行动。

 梦想搬进现实

     2003年,吉林通化的张宝艳辞去工作,全力照顾面临中考的儿子。在家时间长了,她有种创作欲望,想写一个关于被拐儿童的剧本。
     这并非是一时冲动。早在1992年,张宝艳就在一篇名为《超越谋杀的罪恶》的报告文学中知道了“这世上还有人拐卖孩子”。儿子5岁那年曾意外地走失,虽然很快被找到,但丢失孩子那一瞬间的慌乱和撕心裂肺的疼痛,张宝艳记忆犹新。
     此后,每当她在街上看到行乞的孩子,就会联想到很多。他们不足10岁,成群出现,小脸脏兮兮,小手摊开追着大人要钱,有的双腿或双臂都齐根断了,就蹭着地一点一点爬行。他们是不是被拐卖的?父母该有多心痛?这些疑问在张宝艳的心头堆积,她决定用剧本揭露拐卖孩子的罪恶,这个设想得到了丈夫秦艳友的支持。
     张宝艳开始在网上搜集资料,那些寻找失踪孩子的帖子里,只要留下联系方式的,她便会拨电话过去。她的初衷只是想安慰那些家长,“我是个孩子的妈妈,很了解那种痛。你们要保重,要等到孩子回来”。但很多家长“觉得非亲非故的,关心他们的孩子,挺可笑”,有人甚至以为张宝艳是骗子,那时,她还没想到怎样具体帮助这些家长。
     剧本写到一半,张宝艳感到绝望。以她掌握的资料,人口拐卖已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,“男孩比女孩贵,年龄小的比大的贵,平均一个孩子能卖到两三万元”,他们内部分工明确,近乎流水作业,“有拐的,有运的,还有卖的”,而她所联系的几十个家长还在用贴小广告、发传单等原始手段去找孩子,可能永远也找不到。
     采取哪种方式才能找到孩子?在通化师范学院网络中心工作的丈夫提议,利用网络,建个寻亲平台。
     从那时起,夫妇俩就开始设想如何建寻亲平台,等到剧本写完,这个梦想中的平台被他们搬进了现实。
     2006年8月,在同事和学生的帮助下,秦艳友建立了“太阳城寻子联盟”,此后,秦艳友负责网络技术,张宝艳负责内容管理。
     一开始,举步维艰。张宝艳在各大网站上发帖宣传,招募志愿者。但有些网站认为她在做广告,直接封了她的ID。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人加入,她着急了,秦艳友的几个同事和学生闻讯在网站注册,做了第一批志愿者。
     直至2007年4月,天涯社区广为流传一张照片,照片里广州一个残疾乞丐用铁链拴着一个孩子乞讨,关注此事的网友们迅速建立了QQ群,张宝艳也在其中。大家热烈讨论,从如何解救这个孩子上升到如何解救被拐卖儿童,张宝艳告诉大家,她建立了“太阳城寻子联盟”。
     那时,QQ群中,网友们还在关注网友雅可夫在天涯社区发表的文章《宝贝回家:请帮助这些孩子找到自己的妈妈》,帖子中沿街乞讨、卖艺孩子的照片不知让多少人为之落泪,“宝贝回家”的口号直击人心。网友建议张宝艳把网站改名为“宝贝回家”,他们也随之加入。
     那一年,广州、深圳、武汉、宁波、杭州等各大城市的志愿者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,“宝贝回家”遂成为志愿者众多的民间寻子平台。

五十多个奇迹

     建立不到两个月,“宝贝回家”就迎来了第一个成功案例。
     2007年6月24日下午,内蒙古警察学院的学生郭俊和他的朋友来到一个公园,这时他加入“宝贝回家”才三天。
     看到一老一小正在乞讨,郭俊走上前,掏出证件盘问,乞丐老头说男孩是他的孙子,但他的表情有些慌乱。郭俊起了疑,他和朋友将这一老一小带到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。
     果然,男孩是被拐卖的,刚8岁,甘肃民勤县人。十几天前,乞丐老头将这个同乡男孩拐骗出来,强迫其乞讨。内蒙古警方将男孩送回甘肃,乞丐老头则被收容审查。
     一时间,“宝贝回家”全国六十多个分群沸腾了。大家互相发拍手、高兴的表情,这个习惯保留至今,只要有解救儿童的信息,志愿者们就在线等,直到解救成功,他们在虚拟的拥抱中狂喜庆祝,而后头像才一个个变暗。
     那一次有人在论坛写道:“我们相信,随着‘宝贝回家’活动在全国的展开,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‘宝贝回家’的活动中,也会有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,希望每个宝贝都能回到父母的身边。”
     上海的唐蔚华在央视看到了关于“宝贝回家”的报道,她搜索并拨通了电话。唐蔚华的儿子王磊于1999年失踪,至今生死不知,她和丈夫一直没有放弃寻找,但希望越来越渺茫。“宝贝回家”的志愿者年华在电话中一直安慰、鼓励唐蔚华,网友们在论坛、QQ群帮她出主意、分析线索。在随后“宝贝回家”组织的杭州寻亲大会上,唐蔚华见到了许多和她情况类似的家长,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唯一苦命的人,“即便找不到自己的宝贝,我还可以帮助别的宝贝回家”。她开始搜集失踪儿童的信息,成为“宝贝回家”的志愿者。
     广州的仔仔也看到了报道。他在少林寺学过武,在部队当过侦察兵。退伍后,他在广东做跆拳道教练,还参加过义务反扒。仔仔加入“宝贝回家”后,目光首先投向卖花儿童。
     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,常有一群小孩举着花纠缠着一对对情侣。他们或是抱住大人的腿,或是跪地不起、就地耍赖。一次,仔仔经过他们,发现十多个卖花儿童聚集在一起,惊恐地围着一个中年女人,不敢走开,而那女人正毫不留情地殴打一个看起来只有四五岁的孩子。仔仔暗暗观察了近半个小时,认为其中一定有蹊跷,此后,他多次向卖花儿童买花,并借机与他们聊天。
     为了不让人起疑,仔仔在“宝贝回家”的论坛上征了一个“女朋友”,一同买花。两个月的调查,仔仔拍录了许多影音片段作为证据。一天深夜,他和警方在白云区花童住所,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,解救出4名被拐卖的花童。当一个孩子告诉他“今天是我11岁的生日”,七尺男儿落下了泪。仔仔离去时留下50元钱,叮嘱警察替他给孩子买个生日蛋糕。
此后,仔仔常在网上搜索出售孩子的信息,主动和人贩子联系,谎称自己是买主。2008年11月,他从广州飞到山东枣庄,和当地的人贩子交易时,因行事老练,竟被对方当做同行,他将错就错,干脆要求对方多找几个孩子,一起“带到香港”。那一次,仔仔带着刑警队长用旧报纸叠出的厚厚“人民币”去见人贩子,仔仔在明,警方在暗,4名人贩子被当场抓获,一名出生仅3天的女婴被解救。
     “宝贝回家”成立至今一共解救了五十多名失踪儿童,被志愿者们称为“五十多个奇迹”。这其中,仔仔就解救了40名。两年多来,他自费跑遍了江西、河南、四川、辽宁、甘肃等地。他好独行,被网友们称为“侠客”,但许多时候,他觉得无助。

民间力量的无奈

     2009年7月,仔仔在网上搜到安徽的一名男子出售婴儿,他约男子到广州交易。交易过程中,仔仔发现婴儿正是这22岁的男子亲生。
     仔仔亮出身份后,男子痛哭流涕,他说因为穷,无力养活孩子,只得出售。是夜,仔仔和几个志愿者对男子轮番说教,劝他别再打孩子的主意,志愿者们凑了600元钱资助男子,可男子刚回到安徽,就发短信给仔仔说,钱花完了,让仔仔帮他的手机充值。仔仔照办了。但第二天,另一个志愿者又收到了男子相同的信息。
     男子说,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,他还会出售婴儿。这让平时节衣缩食、对自己很苛刻的仔仔感到头疼。“我可以解救被拐卖的孩子,但接下来的事情找谁?怎么办?凭我个人的力量,我能救助几个孩子?”
     类似的情况北京的志愿者也碰到过。
     2009年春,几个志愿者在北医三院门口解救了一名被灌药而昏迷的女童。志愿者将怀抱女童乞讨的可疑妇女扭送到派出所,天渐渐暗下来,女童该归置何处,没有人给志愿者一个答复。警方联系了救助站,救助站的回答是:“有残疾吗?没有残疾,我们不能收。”警方又联系未成年人保护中心,他们的回答是:“是孤儿吗?不能证明是孤儿,我们不能收。”一直到半夜,在多方沟通下,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才答应暂时收容女童。志愿者们散去,最初解救女童的成就感慢慢消失,是啊,“我们救了孩子,但是接下来他们往哪里去?”
     几个部门都能管,但通常几个部门都不管。很多志愿者都经历过看到乞讨的孩子就报警,但有些警察会出警,有些警察则会说他们“闲着没有事做,来捣乱”,更多的是互相推,让志愿者找民政,民政让找城管,城管回过头又让找警察。
     有些志愿者开始责怪“宝贝回家”本身,张宝艳常一边打字一边哭,“作为民间组织,我们的力量有限,太难了”。
     太多社会问题涉及其中。
     这涉及收容站、救助站的制度。上海的一名志愿者曾解救过一名盲童,盲童后来被送到救助站,人贩子跟踪到救助站谎称是盲童的“大伯”,救助站随即让盲童跟人贩子走,没多久,志愿者又看到盲童出现在大街上行乞。
     类似的,还有今年5月志愿者在北京王府井解救的一个乞讨儿童,经调查,是他的亲生父母把他给送出来的,这便又涉及强迫子女乞讨是否属于犯罪。
    “宝贝回家”网站有3000多条寻子信息,目前只解决了4条。而年纪最大的生于1973年,今年已经36岁了。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字,我国每年失踪儿童的数量在2000例到2500例。
     这一切越来越让志愿者们意识到要改变策略,正如一米阳光所说:“我们不能解决根本问题,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累积效应引起政府的重视。”
     怎样引起政府的重视?

让宝贝更快回家

     志愿者小麦思索这个问题时,正在王府井的一家书店。
     书店的大喇叭响着,读者纷纷往书店的某个位置集中,小麦抬起头,仔细听广播:“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签名售书活动即将开始。”
     小麦往签售处走去,读者重重包围,她根本看不见濮存昕。小麦灵机一动,濮存昕有这样的号召力,如果由他来倡导、宣传,宝贝也许能更快回家。她走到一旁,买了一本书,一边排队,一边找出纸笔,刷刷写下“宝贝回家”的相关信息及自己的联系方式。当她排到濮存昕面前时,抓紧时间沟通,并把纸条交给了他。
     小麦走出书店,松了一口气,她打电话给同是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的张志伟律师,张志伟和小麦一样充满希望,但又不禁担心,濮存昕会理会他们吗?
     张志伟同时兼任“宝贝回家”的法律顾问。他曾在兰州铁路中级法院刑事厅做过几年法官,基层执法经历让他常从政策角度考虑问题,加入“宝贝回家”后,在他的倡导下,“宝贝回家”曾组织过数次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行动。行动中,张志伟意识到警察和民众之间沟通不畅,立案程序过于复杂,使得解决儿童失踪这一问题变得障碍重重。他不止一次和小麦及其他志愿者讨论过,只有推动政府立法、政策改革,才能推进“宝贝回家”的进展。
     没想到第二天,小麦便接到了濮存昕的电话。
     小麦和张志伟带着大叠资料和濮存昕面谈,拐卖孩子的惊人数据;丢失孩子的家长蘸着血泪写就的寻亲信;照片上,一个个扭曲着身体的、端着破碗乞讨的、拿着残花出售的孩子们让濮存昕的面色越来越沉重。
     张志伟还交给濮存昕一份他起草的《关于中国失踪儿童问题的分析报告》,这份报告后来被公安部有关领导称赞为“有思想”“有见地”,就是这份报告,促成了濮存昕在随后的“两会”上提交了关于杜绝儿童拐卖、乞讨的提案。
     同时,人代会上有60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大会提交了救助失踪儿童的提案。
     这些提案将“宝贝回家”、被拐儿童拉到了公众视线前。
     2009年3月13日,在央视12套《大家看法》节目中,濮存昕说:“很多流浪儿童的状况非常触目惊心。看到这些孩子的惨状,难道不要强制地去救助他们吗?”节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     2009年4月9日,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,根据张志伟的《关于中国失踪儿童问题的分析报告》,公安部采纳了诸如建立DNA数据库,发A级通缉令追捕人犯等建议。
     2009年4月26日,公安部准备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打拐活动,张志伟、仔仔等志愿者与公安部的领导座谈,共同探讨以后警方与“宝贝回家”如何加强合作,共同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,并沟通决定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。
     接到公安部领导电话的那天,张宝艳激动得大哭了一场。
     现在,根据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的建议,警方进行了相应的制度改革,家长们赢得了最宝贵的“黄金24小时”,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DNA数据库。
     同时,志愿者们正致力于推广儿童失踪快速反应机制。一旦家长因儿童失踪向公安机关报案,无论是否涉及刑事犯罪,公安机关均应立即立案,并马上启动相应的儿童失踪救寻机制,动用公共资源和警力找寻失踪儿童。
     他们还有更大的梦想。“宝贝回家”的新主力张志伟在博客上写道:“我想成立中国失踪儿童基金会,这个基金会的目的,主要是为了长期资助那些失踪儿童的父母,解救流浪乞讨儿童,找寻失踪儿童,并开展相关的反拐和防拐预防工作。”

宝贝们都找到了

     现在的“宝贝回家”网站,志愿者已有一万多人,覆盖全国三十多个省(市、自治区)。
     网站有“家寻宝贝”和“宝贝寻家”两部分,“家寻宝贝”中,遗失儿童的家长可以贴出孩子的相关信息;而“宝贝寻家”中,志愿者们上传了许多在街上拍摄的行乞儿童照片,还有一些是已长大的宝贝根据自己依稀的记忆寻找亲生父母。
     有人问张宝艳,当初她关于被拐儿童的剧本最终结局是什么?她说:“我写了两个孩子,一个找到了,一个没找到,但最后我认为要给家长希望,剧本的结局,宝贝们都找到了。”
     2009年7月,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群里,志愿者在争论。
     北京的志愿者在街上发现一名年轻女性怀抱男童乞讨,他们上前盘问,意外地得知年轻女性名叫陈艳玲,湖南永州人,怀中男童正是她的儿子张宇。
     一岁半的张宇去年9月不慎在玩耍中倒栽在水桶里,虽及时抢救,但大脑细胞严重缺氧坏死,从那时起便出现睁眼昏迷的症状。陈艳玲四处求医,来到北京,连30元一晚的地下室都住不起,只得上街乞讨。
    “宝贝回家”的志愿者看着小张宇睁着一双大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,不由得难过起来,他们发动了为张宇募捐的活动。有志愿者说:“我是个母亲,我不能看到孩子受苦。”但也有志愿者提出异议,“宝贝回家”的主旨是解救被拐儿童,“这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救助范围?”
     志愿者分成两派,争论渐趋白热化。
     站长张宝艳站出来:“我支持资助小张宇。‘宝贝回家’不仅是送乞讨、拐卖、流浪儿童回家,我们要把看到的每一个宝贝都好好地送回家。”

记者手记

     采访结束前,面对如此沉重的话题,我试图给自己找些安慰。
     我对一米阳光说:“值得庆幸的是,在北京,拐卖孩子的现象不太严重。”一米阳光回答:“北京?你不知道上个月××小区有个3岁的孩子被人贩子生生从奶奶怀里抢走吗?”我吓了一跳,她所说的小区正是我所居住的,而这还不是唯一的一起。
     第二天,我坐地铁上班,刺耳的音乐声传来,我往车厢的那头看,一个独臂高个男孩拿着话筒唱歌,后面跟着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乞丐正伸出手朝乘客要钱。他们是什么关系?男孩的家在哪里?他的亲生父母是谁?他是不是被拐卖的?直至男孩和老乞丐走远,我的疑问还没有消散。
     出地铁,走在天桥,一旁的妇女抱着孩子跪在地上乞讨,铺在地上的白纸上写着她的种种遭遇。如果我没有记错,她在这里乞讨已经超过一个月,她怀里的孩子从没有睁开眼过。
     我突然意识到,当流浪、拐卖、失踪儿童成为社会问题,它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,我们谁也不敢肯定,会不会和它发生关系,能不能逃脱它造成的悲剧,这才是每个公民最大的恐惧。
我们不能在恐惧和侥幸中生存。

     (文章来源:新浪博客;作者林特特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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