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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政治交接”的一点思考
发布日期:2009-12-05 信息来源: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

     1996年底,民革长春市委员会换届,我被推选为第八届委员会的主委。当时我已满58岁。再过二年就将在本单位退休。因此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,起一个“承前启后”的作用。我和我的前任张全同志交心,讨教如何做好主委工作时,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“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‘政治交接’”。
    “政治交接”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难题。因为有生以来,我从未考虑过我还会遇到一个“政治交接”的问题,但现在我得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,鉴于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中有迷失政治方向的言行出现,为总结经验教训,民革中央对地方基层组织下发正式文件,声称今后绝不允许有与(中共)中央不同的声音出现,并强调做好各级组织的政治交接工作。此后民革内部的各级组织就不断开展有关做好政治交接的教育活动。
      政治交接的核心就是衷心拥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。作为一个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含糊的。不仅自己的言行不能含糊,而且有责任教育自己组织的成员也不能含糊。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?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。特别是自己思想深处的疑惑解决好。由于我出身企业,长期在央企工作、生活,习惯于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。改革开放初期,全国都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大型国企到底走向何方?东欧剧变,苏联解体,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能举多久?公有制经济能坚持下去吗?在市场经济体制下,国有企业最终会私有化吗?这些问题长时间地困扰着我。别无它法,我只能加强学习,关心和注视事态的发展。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,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理论上得到突破性进展,并宣布在中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,确立了企业的公司化、股份制化,确认了股份制企业产权公有的性质,即其社会主义性质,从而进一步宣布国有资本逐步从一切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。这样一来,企业就被完全地推入市场经济,找到了深化改革的方向,激发了企业自身求生存,求发展的智慧和干劲。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,人均GDP从八百美元增至三千多美元,使世界瞩目,正是理论突破的结果。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执政党满怀信心地从“发展”走向“科学发展”。我亲眼目睹一汽集团由年产6万辆飞速发展到年产140万辆,而挤入世界500强,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跨国公司。
      另一个问题就是对社会公平的思考。小平同志说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,并总结建国29年建设经验,冲破平均主义的樊笼,提出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,从而带动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。不久在农村就首先诞生了让城里人啧啧称羡的万元户,再不久在城里又迅速了诞生百万、千万、亿万富翁。在这个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过程中,市场开始变得越来越丰富,人民生活得以迅速提高。但是人们的收入差别也开始拉大,社会分配不公的争论开始多了起来,甚至担心起社会的质变。我也曾质疑过这种现象。共同富裕是目的,还是策略?共同富裕的提法是为少数人走向富裕扫清道路吗?事实表明,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,响亮地提出“改革成果,人民共享”,毫不动摇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,建设一个社会和谐、共同富裕的中国,激励着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努力奋斗,实现振兴中华。
      在我任职的五年中,市民革的组织工作也得到一定发展。约有二百余位新成员加入民革组织。民革市委每年都要举办新成员和联系人士学习班,请市社会主义学院的老师、专家讲授统一战线理论、民主党派历史、政党史、多党合作史、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等,我也有幸被邀讲了几次民革史。说实在的,我也是现学现卖。不过这段时期我认真地读过几本书,认识到民革中的许多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、民族解放、民族振兴,为了中国走向共和,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。他们屡战屡败,又屡败屡战,在历史上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。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史中的著名人物,中山先生曾率领他们以不断革命的精神,苦苦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。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,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,中国革命才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。中山先生认识到这个新生的革命力量,提出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著名的三大政策。可惜由于健康原因,这位曾被后人尊为国父(民国之父)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遗憾地为后人留下遗嘱: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。 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,腥风血雨,白色恐怖,中国革命落入低潮。又经过十年内战,八年抗战,三年解放战争,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,建立了人民共和国,中国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。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,中国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开始集结,于1948年初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。他们与中共从认识到合作,从合作到钦佩,从钦佩到拥护,从拥护到诤友,继而宣布拥护中共“五一”口号,接受中共领导,参与新政协,筹建新中国。从此,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多党合作、长期共存、互相监督的政治体制被确立,民革作为参政党之一的地位也被确定。
      在我任职期间,曾遇到二件事使我印象颇深。一是在我和新成员交谈时,有一些人总愿意聊聊有关孙中山先生的事情。似乎谈谈中山先生的往事,才能显示民革成员的与众不同,才能显示个性。但却忘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新党章规定: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我党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这将是现阶段长期的历史任务。我们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,就是继承他们不断革命,与时俱进的精神,与执政党通力合作,去努力实现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:振兴中华。二是在某大学有一位海外归来的学者曾作为我们的联系人士。由于受到西方民主的影响,他多次表示:“你们如果是反对党,我就愿意参加”。这个情况反映到民革市委会,大家热烈讨论,认为这是西方民主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影响,我们应该坚持抵制,坚决与民革中央保持一致,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绝不在中国搞“轮流执政”。为此,我们就和这位学者切断了联系。写到这里,我想起民建创始人黄炎培老先生曾赠其子黄大能一幅座右铭:“理必求真,事必求是;言必守信,行必踏实;事闲勿荒,事繁勿慌;有言必信,无欲则刚;如若春风,肃若秋霜;取象于钱,外圆内方”。好一个“外圆内方”,真使我受益非浅。

     (作者赵企东,原民革长春市委主委、长春市政协副主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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